一
祖父曾说，季刚先生任教东北大学时，某日夜间回到北京。下了火车，他不顾旅途劳顿，先事休息，却让他儿子黄念田手里提着灯笼，连夜赶到我家。我以为他有何要事，心里不免紧张，他却十分兴奋地对我说：“我在东北见到了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
此足可证黄侃重视学术重于一切，只要发现了真理，不管这真理掌握于何人之手，何人有发明权，皆推崇并吸收之，是真正学者风度。何况当时黄侃已以“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名扬天下，却能虚怀如此，真正难得。祖父描摹其当时兴奋之状，说“就像是他自己发现的那样”。再以师事刘师培之事观之，黄侃亦置学术于无上位置，只要自觉技不如人，则不论年岁、地位、己所长和人之短，必欲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磕头拜师，但求学业精深。
黄侃喜爱旧学，对新潮流不太适应，故与当时新派人物多不和睦，胡适为新派代表，当然与黄侃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但胡适在解除国文系教授林损的聘约后，曾评论道：“章太炎、黄季刚，天分高，肯用功！林公铎（即林损）天分高，不用功！”
再说到作为新潮人物特征之一的白话文，祖父曾回忆道：“1927年，我随季刚先生到沈阳时，他便恳切地对我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决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见《黄季刚诗文钞・序》）由此可推知黄侃并非是一个在时代风云前固步自封的老顽固。虽然他个人喜爱文言，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时代大潮的趋势，并要求他的学生不能学他，而要去适应新形势。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二
黄侃好为狭邪游，这并不错。那个时候，文人们去花街柳巷秦楼楚馆吃吃花酒打打茶围，是件雅事。黄侃本是个诗酒风流的人物，以此自遣，并不奇怪。不过，这倒让我记起祖父的一个老学生谈起的怪事情。
祖父的这位老学生也是“其生也晚”，并未见过黄侃，他所述说的这段轶闻是从我祖父那里听来的。
那是黄侃的长子念华患肺结核去世后，有一日祖父去他家。黄侃的二儿子念田也在。闲谈中黄侃问念田：“你知道你哥哥怎么死的吗？”念田说：“不是肺结核吗？”“不对！”念田一时不明白了，于是猜，全不对。最后黄侃说：“是捋死的（即手淫而死）。”随后黄侃又嘱咐道，“你不要学你哥哥，你要有这欲望，你告诉我，我带你去。”猛一转念，自语道：“吾父子怎好同去？”一扭脸瞧见祖父，当即说：“颖民（我祖父的字），你带他去吧！”
这段轶闻颇有些不登大雅的意思，其实这中间包含了黄侃复杂的心理和感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黄念华是他的长子，他是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寄予了厚望。然而由于黄侃幼时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他自己一贯坚持的在读书上的刻苦精神，这厚望转化为一种严厉。吴承仕的公子回忆说，小学五六年级时，家里给出的作文题是《春节过厂甸》，而与他年岁不相上下的黄念华，黄侃给出的作文题是《唐太宗有功于世论》。可见黄侃教子之严与期望之厚。
黄念华不负父望，果然是个读书种子，可惜早逝。念华死后，黄侃回首往昔，也许觉得念华之死与他教导太严管束太多有关。其实，肺结核病人在那个时代无药可救，得了此病，只有等死一途。结核晚期，病人呼吸艰难，有时为减轻痛苦，据说会以手淫来求得暂时解脱。黄侃也许发现念华有过手淫，但未与其疾痛联系，又加上丧子的悲痛和自责，误以为念华因此而死，才有后来一番对念田说的话。
由此而想，我倒觉得黄侃先生是一位具有真情的人。一个人惟其具有真情，有时才易走极端。从这事上，体现了黄侃严格的教子与深厚的父爱，是很令人回味的。
黄侃在北京的那些年里，祖父追随左右，受益良多。他曾说，季刚先生喜爱美食，京城饭肆酒楼处处吃遍，在家里吃也是一点马虎不得。在这些饭局中，差不多总有我。为什么呢？因为季刚先生说：“要学我这学问，光靠课堂上那点不行，必得到这饭桌上来听，才是真的！”当然这是一句戏言，但也有几分道理。
当时黄侃的一顿中饭，可以从日头正午吃到太阳偏西；一顿晚饭，能从月出东山吃到子夜乌啼。他吃饭并不多，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谈。祖父曾深有感触地说：“季刚先生爱游玩，有时白天我陪他逛名胜，作诗填词，晚间一顿饭直吃到半夜十一二点，我回家时已是满地月光寂无人声。我就想，季刚先生恐怕也累得够呛，现在是倒头便睡了吧？结果第二天一早八点时我到他家去上课，他桌上已经有好几卷书全部用墨笔细细地批点圈阅过了，所以我总疑惑他不睡觉。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他常常从夜半十二点开始读书批点，直到四五点钟才躺下，睡三四小时即起身。”所以季刚先生说，人之生世，实为勤苦而生，不为逸乐而生，能于苦中求乐，方是真乐。又曾对晚辈说，汝见有辛勤治学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资高，徒恃天资无益也。
祖父给学生晚辈讲到黄侃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吟诵道：“一啄一饮，莫非师恩。”“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并非学术上宏篇大论，而是“季刚先生二三事”。在北京最早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北京语言学会第一届年会讨论会上，他所做的学术报告，是“黄侃的生平与学术”。在武汉召开纪念黄侃的会议期间，祖父因去看季刚先生的遗孀，归来后心中感慨，因沉浸于往昔岁月的怀想而未留意脚下，致被物绊倒，扭伤脚踝。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家过去住在琉璃厂，有次我陪祖父去西草厂理发，路经椿树上二条时，祖父在胡同口站住，伸头朝巷子里望。我问他干什么。他停了一会，才沉浸在回忆中说：“季刚先生当年来北平，就在这里住过，就住在那个大门里。”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所院落。我建议到大门口看看，他却说：“不必了，走近了更受不了。在这里看看就行。”记得那天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胡同口有棵干枯的老树兀然耸立，夕阳惨淡，暮色沉重，也许正是这一片凄清引起来祖父心中的怀念吧？
祖父临终前陷入了昏迷之中，那时我日夜在其身旁。昏迷中祖父又经常说胡话。有一夜，他忽然大声而清晰地说：“这件事得季刚先生说了算！”我赶紧过去，他又开始说别的，但没有一句是清楚的。当时我心里真是感叹无比，心想祖父对季刚先生的感情何以一至于此。
黄侃与吴梅的纠葛，我不大了了，但我也举出一个例证，说明黄侃先生是不轻视词曲的。那是在“文革”中，我家被抄，文物书籍扔得满院子到处都是，一任风吹雨打。浩劫过后，收拾丛残，祖父忽问我道：“你见没见过季刚先生写的一沓信稿？”我问是什么内容，祖父说：“是关于怎么作词的。有一回我去信请教，他给我回了一封，讲怎么作词，足足写了有三十多张稿纸，那真是宝贵极了。”我问放在什么地方，祖父说：“我怕红卫兵拿走，把它放到小后院厕所中的乱书堆里。”我于是把所有残存旧书烂报破纸翻了好几遍，毫无踪影。祖父叹息着说：“这份东西丢了太可惜了，他论如何作词的文章可是不多。”
说黄侃善骂，还要看所骂的具体人物和具体事情。如果是可骂之人和可骂之事，骂，又有何碍？中国的文人们，或是受了老祖宗温文尔雅彬彬君子的教诲太重，遇到那种当骂的人和事，为不失身份或许就违心地“隐忍”了，或许暗中“咬牙较劲儿”，或许悄悄地“寻机报复”，表面相见仍是一脸笑容，一躬到底。若是这样，我倒真觉得黄侃是个为人行事率真出于天性的人。嘴没遮拦，心里也没藏没掖，总比有些人嘴上什么都不说，见人哈哈笑，心里可把对方算计来算计去，明明把你玩于他的股掌之上，却倒让你觉得自己事事比他高明的“文化人儿”强。
黄侃是一代音韵、训诂大师，经学、史学上也造诣极深。我家藏有一部商务铅印《资治通鉴》，上有黄侃圈点，每卷后皆记读书时日，所圈点多有创见，发前人所未发。同时，在文学上，黄侃亦有天赋，被章太炎先生誉为精于《文选》的学者（与李详先生并称）。所著《文心雕龙札记》一书，开研究《文心雕龙》之先河，对后人影响深远。文章才华横溢，气势磅礴，吟诗填词更是信手拈来，或温柔婉约，或优雅飘逸，或深沉，或清浅，步追唐宋。又喜游乐，每有佳山水或名迹古胜，必与友朋门生相招饮，共登临，极文酒之乐。其行状多有弟子为记。
黄侃两次北上，应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吴承仕之邀而执教鞭时，祖父已追随其侧。祖父在纪念文章中也写下了他们师生间的游山玩水之乐。文曰：
“……也是这年（1928年）的秋天，我和季刚先生一起去游北海，季刚先生在人力车上回头对我说：‘作一首诗嘛！’我知道他已经成诗了。果然，他念道：
‘神武门头夕照阑，御沟流水去无还。
重来不觉风光改，愁对车前万岁山。’
俨然唐人风格。1931年，季刚先生曾以一首七律《聚宴什刹海分韵得〈题〉字》书赠给我，这幅字乱中遗失，我现在还记得半首：
‘净业湖边柳始荑，太行晴色入栏西。
客中节序过寒食，乱后园林忆旧题。’”（见《黄季刚诗文钞・序》）
我觉得黄侃不仅以学者也是以革命先驱的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看上去，他的个性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作学问极其艰苦严谨，玩乐时极为放浪不羁；革命时激昂慷慨冒死犯难，革命后归隐林泉不问政治；交接中恒与人忤以善骂称，去世后人多怀思不计前嫌。其实，细研其为人，方觉黄侃所以如此，只因其个性中含了一个“真”字。对学问，是认“真”，对朋友，是“真”实，对处世是天“真”。惟其如此，才成就为一代国学大师，才成为师友弟子的追念，才成为一个颇为亲切有趣的血肉丰满的人。
至于黄侃的文学天赋，也是值得世人推重的。在这方面，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文采斐然，另一个是文思敏捷。祖父曾对此有过回忆：
“记得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来取，他却到第四天尚未动笔。直到第五天，取文的人来了，他才研墨铺纸，吩咐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笔一挥，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还有一次，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映璜拿来一幅扇面，请季刚先生赐一首诗。当时他的长子黄念华因肺病刚刚去世，自己又在师范大学遭到排挤，时有所感，挥笔成韵，一气呵成五言排律一首，又是刚好写到扇面最后止笔。这首诗我至今还记得：
‘故里成荒楚，微生任转篷。
无心来冀北，何意适辽东。
豺构王犹叹，麟伤孔亦穷。
望思新恨结，行迈旧忧重。
身世黄尘内，关山夕照中。
青山萦旅梦，华发对西风。
哭彼唐生拙，遥怜赵至工。
雄心如未戢，且复问昭融。’”
（见《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
祖父曾对我说：“季刚先生有一次闲聊时问我，‘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我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季刚先生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什么是呢？季刚先生一笑，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
今日细想黄侃的话，他之所以感到高兴，肯定是心中作“总算完了”的如是想。那么如果将这句话倒着推想，黄侃读书也会生烦甚至生厌，并非一打开书就如同进了福地洞天的神仙世界。这倒让我想起了西方某大文豪，大概是歌德，讲到自己写作的情况时说，只要他一望到书桌前的椅子，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从那儿赶快跑开。无独有偶，另一位蜚声世界的大文豪左拉，在其写作生涯中，有时不得不让人把他绑在椅子上。我不知季刚先生读书时是否产生过见到椅子就想跑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的念头，但以此而观之，人性确如中国法家之说，是好逸恶劳喜乐厌苦，因而，凡能成就大事业，有大作为者，必先吃得苦中苦，以苦作乐，以苦为荣。古今中外，概同此理。因此，我觉得黄侃那种经历数十日、数月甚或数年，终将全书点到末尾可以毕功时，心里的宽慰解脱，脸上的得意微笑，仿佛就呈现在我面前。
不难看出，黄侃之所以能成就名山之业，得于他的勤奋刻苦和将学术视为继往开来维系国脉的神圣事业。章太炎曾说：“始与象山陈汉章同充教授，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后又善遇焉。”（见《黄季刚墓志铭》）这事乍一听真是荒唐。黄侃只因与人讨论语言学意见不和，竟欲舞刀挥杖，与对方进行域外式的决斗以分胜负，难免令人捧腹。而细思之，这又恰恰证明他是将学问看得很重的。他的学问是以苦功换取来的，而不是像程千帆所批评的“以走江湖的方法来作学问”。
我家藏有两册《秋明集》，乃名书家、文学家沈尹默自著诗集，赠季刚先生者。季刚先生将此又赠给我祖父，并于其首册封面题一七绝云：
细字珠联纸墨新，清词何碍古为邻。
今人只解咿优哑，笑杀名倡郭舍人。
并于诗下写道：“侃，罪过罪过”。
祖父说，黄侃当时还嘱咐他道：“你若见着尹默，不可提这诗。”我问缘故，祖父说：“无非是他觉得沈先生诗作得不高明，所以题诗开玩笑，不然怎么称‘罪过罪过’呢？”由此可见，黄侃在文学上也是颇为自负的。
黄侃为人较怪。其实所谓怪者，无非就是有异于常人。他“异”在什么地方呢？窃以为，一、异在青年时曾为反清革命履危蹈险出生入死，而光复后不自居功，不取富贵，宁辞省府秘书长之显职而甘为一介平民，蛰居上海阁楼中潜心读书；二、异在对己之所学深为自负，乃不惜挥拳击案至以刀杖与人论学，而一旦服膺对方，则又折节下之叩头拜师；三、异在性喜佳山水，风月地，醇酒美食，却又刻苦自励，发奋向学；四、异在虽早已学术大成，名播海宇，却不急急著书立说；五、异在虽置身于讲究雍容优雅温文恭敬的上流社会，却是口没遮拦心没算计；六、异在虽因善骂而与友朋及世人多忤，死后却又深受师友门生的怀念。静夜长思，扪心自问，我觉得，以上的“异”，产生于“真”。正因为黄侃对学术“认真”，对师友“真诚”，对欲海横流人心叵测的世界“天真”，才有了这许多成就、名声、故事和令人永恒的回想，才有了不是因为权势的显赫和表面的喧嚣而带来的不朽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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